“這 麼多年來，主流媒體在傳播公民意識上做得不夠”。一位年輕的80後，談到88年憲法危機時，如此說道。我到報館資料室翻閱了相關資料，當時最後一份資料是 1996年刊登於友報一篇題為<司法界風波回顧>的評論。其它相關資料都是2006年之後，由時任律師公會主席楊映波公開呼吁檢討的報導做開 端。
聯絡了前上司，執業近20年的恩師，想從她口中瞭解律師公會這些年來對於此事的立場。和她聊起 了那在媒體沉寂了近10年的憲法危機，她直言不諱：“那是馬哈迪執政的時代，誰敢說甚麼？不怕報館被關嗎？”
“現在言論空間在我們那個年代仿佛天方夜譚！”她補充。
前上司三言兩語道出了主流媒體的處境。很多人知道“印刷及出版法令”的存在，也可能瞭解它的威 力，不過他們卻無法體會“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”，報人每天與之博弈的切身之痛。
有人曾用憐憫及深明大義的表情告訴我：“我知道很多記者也不滿政府，不過都想保住飯碗。”他指 的是，主流媒體“傾向”政府的報導方式。雖然不認同他的看法，但此人還算客氣，有人也曾在我面前臭罵主流媒體。
每天冒著寫錯新聞後果沖鋒陷陣的記者們，每天坐在電腦桌前，小心翼翼審查上千條稿件的編輯們， 真的只是糊口飯吃嗎？媒體團隊中不乏不愁出路的優秀人才，每天面對如此壓力，何苦來哉？
這些年來有人公開撕碎、翻轉閱讀、焚燒報章，手法無奇不有。從民主的角度來看，這是對某種社會 現象不滿的宣泄，但捍衛新聞自由是他們的真正目標嗎？
可以改變現況的當局，會覺得不痛不癢，真正會有感觸的是每天努力在出版時限前趕出一份報紙的團 隊。
除了印刷及出版法令，誹謗法也是另一個限制言論自由的工具。英國《衛報》主編在該國的國會文化 委員會坦承，英國過於昂貴的誹謗訴訟費用，造就了很多所謂的“聲譽管理”團隊，這些由公關公司與律師樓組成的團隊，企圖以昂貴的訴訟費用阻止此報刊登一系 列重要的調查報導。這就是一種新聞自由的妨害。我國司法在於敗訴賠償的數額上，也不遑多讓。
“我停止訂購某報了！”一位年過70的老讀者面帶失望表情的告訴我。不要太小看消費者，他們絕 對可以辨識一份報紙的素質。如果這份報紙終究是某個政黨、老闆的一言堂，如果這份報紙在這個網路發達、人人都是公民記者、企圖粉飾太平，混淆視聽，消費者 終究也會棄它而去。
新聞自由的敵人到底是誰？
願以此文與很多在這個5月為捍衛新聞自由而忙碌的朋友們共勉之。
星洲日報／言路‧作者：陳莉珍‧《星洲日報》文教部副主任‧2010.05.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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