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凱希在為商聯控股案供證時，對“社會契約”作了詮釋：一種傳統及不言而喻，大家都有共識、共同執行 且不會違反的協約。不談商聯控股案，只談“社會契約”（也有人將之譯成“假定契約”）的概念。
一般引用在政治社會架構上，人們將“社會契約”詮釋為人民接受政府的統治，即認同他們被統治的 方式，而政府的權利建立在人民的公共意識上。美國的《獨立宣言》是“社會契約”的表彰，但社會不斷的演進、改變，這份隱形的契約如何繼續生效？
哈佛大學哲學教授邁克‧桑德爾（Michael Sandel）在他的著作《公義：該如何是好？》，探討了美國的“社會契約”。
他說，在美國，除了移民在宣誓成為公民，並承諾遵守憲法之外，多數美國人都沒有簽署所謂“社會 契約”。他問：“那為何我們必須遵守法律？而政府又如何能宣稱自己獲得受治理者的認同？”
他列出了幾位重要的哲學家的理論，包括洛克（John Locke）的默許論，即人民在享用政府提供的便利，同意遵守法律；坎特（Immanuel Kant）的假設同意論，即如果應可能獲得群眾的集體同意，那就是一項公平的律法；羅爾斯（John Rawls）則提出要我們一開始就摒棄自身的宗教和道德觀，而依據理性選擇一套治理的制度，而這個制度必然就是公平的。
他也探討合約的道德問題。很多時候立約雙方未必擁有同等的談判條件。他強調，立約如果要公平就 不能忽略兩個主要的條件：自主性及雙方互惠互利。他引用出軌妻子的忠實丈夫為例。丈夫憤怒的理由，不單來自妻子違反了婚姻契約的行為，更是因為自己多年來 循規蹈矩而期望妻子給予同等回應。
桑德爾教授的理論，應同樣適用於其它國家。
大馬人對“社會契約”這個名詞並不陌生，有人說《聯邦憲法》就是以獨立前的社會契約為基準。但 我們不能忘了憲法自身應該是一份反映人民需求的文件，它必須與時並進，公平公正的反映各族人民的公共意識。
只有成功將人民的公共意識融入憲法，從人民的角度詮釋這份文件，才能讓它成為一份真正有效的契 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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